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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市

                      2020-01-12 12:45

                        由于行政机构的产出并不在市场上出售而很难估价,又由于国会议员的激励是很复杂的,拨款过程中的行为规则肯定要比资本市场中的弱得多。而且,没有产品市场竞争就消除了成本最小化的另一重要压力。另外,政治因素也影响着职员雇佣,从而进一步影响着职员的能力。解雇最佳水平之下的政府职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缺乏远见问题。只打算在行政机构呆数年的行政机构领导和只想呆一两年的职员不会积极地去追求没有立即效应的计划。例如,由行政机构雇佣的律师可能偏好于小案件,这是因为这种案件能使他在不长的任期内得到庭审经验而大案件可能直到他离开都不会开庭。在大案件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播种(从事单调的预先调查)而其他人却能收获(实际上由他们的后任开庭审理)。 由于所有以上的原因,一般的行政机构要比一般的企化管理得差些,但其差距可能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令人注目。 

                        corporation)——其分部或分公司在互不关联的市场中运营,从而好像使公司遭受因专业化不足而造成不经济的坏名——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集团形式克服了许多企业财务结构(即资本结构)中的某些无效率。企业集团是高度多样化的,而且人们认为高度多样化的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而能使之以比非多样化企业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本。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个人股东持有的有价证券组合中所包含的股票不是多样化企业的,而是在不关联市场中运营的各企业的,那么他们也可以受到多样化的益处,而且这种益处与这些企业被组合成一个单一企业集团时受到的益处相同。对投资者而言,重要的是其有价证券组合的多样化,而非个人股票是否多样化。 与财务结构有关的第二个观点是,企业集团性公司所购买的许多企业的债务-自有资本率是很低的,而企业集团却可以通过提高这一比率而增加股东的收益。这一观点往往是与第一个观点,即认为企业集团的多样化可以使债务-自有资本高比率的风险最小化相关联的。但是,要通过改变债务-自有资本率而使股东自有资本增值是不可行的。 假设有一企业有100万股的普通股在外股票,没有债务,而其稳定年营业收益为300万美元。由于一个企业的价值是其预期收入的贴现现值,所以我们前面假设的企业的价值应是300万美元的数倍(什么东西决定了这一倍数呢?)。我们可以先假设其倍数为10,那么该企业的价值就是3000万美元,企业每一股的价格就是30美元,每股的收益为3美元,而其股票的价格-收益比率(price-earnings

                        B.);196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LL.M.)。1963年开始为纽约律师协会会员。1962~1963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J·小布雷纳法律秘书;1963~1965年,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委员助理;1965~1967年,任美国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助理;1967~1968年,任美国总统交通政策特别工作小组首席法律顾问;1969~1978年,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78~1981年,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李·布雷纳·弗雷曼讲座法学教授;1981年至今,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首席法官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和美国法律学会(AI.I)会员;1971~1981年,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1961~1962年,任《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LawReview)》编辑;1972~1981年,主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编辑工作。 波斯纳的主要著述有:《法律的经济分析》( 1973年,二 法律经济学的发端、成长、发展是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一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一块新的领地。尽管它的稳固建立并不意味着没有批评意见的存在,有人将“芝加哥学派”视作“凶猛的风暴”;有人认为经济学是市场科学,所以非市场行为无疑在它的领域之外;有人怕法律经济学研究同时给经济学和法学招致臭名;也有人怀疑经济学工具对法律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但所有这些善意的批评或恶意的攻击都没有阻碍法律经济学循着它合理的轨迹长足发展。法律经济学家们坚信,“批评只会促进而不会阻碍任何新思想的发展。”具体的明证是:30年来,一些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创立;一批研究项目、研习班和专门学位的开设;“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这在事实上好像是不证自明的,即,一个深入研究特定公司及整体经济状况和前景的老练投资者总比简单购买市场股票而在行情看跌时仍对股票市场全部上市股票继续投资而不抛售的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收益,这就是对无法避免的风险差异的矫正。但由于股票价值是其预期收益的一个函数,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生于未来的事件,所以如果我们对未来知之甚少,那声往往就不可能决定股票的时价是否低于其未来价格,而且问题恰恰是很少有人能对未来作出准确预测。虽然一种股票价值可能由于公司(或其竞争者、供给者、顾客、政治环境等)的某些情况不被广为了解或为人误解而受到低估,但此间的问题是,根本性信息(underlyinginformation)是处于公共领域不受限制的,即所有证券分析者都可以享有平等的信息获取权。面对如此多的信息,从中获利的唯一途径就是如何比其他分析者更好地破译这些信息。但这并非是一种在市场上表现杰出的有效方法。因为它既要求分析者对公开信息所作出的解释不同于股票行情分析界的普通观点,又要求他那些与众不同的解释具有极高的准确率(为什么?)。 对共同基金行业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些理论观点,并发现,尽管为了在市场中表现出卓越的成就而雇佣大量的证券分析员和有价证券组合管理人,但共同基金往往达不到以上目的。它们并没有比盲目的市场有价证券组合处理得更好。虽然有人认为,恰当的比较不应在所有共同基金和市场之间进行,而应在成功的共同基金和市场之间进行,但有研究表明,自始至终成功的共同基金并不存在。有些共同基金赢得了或长或短的成功,但总的来说,我们所注意到的成功度并不比在运气(而非技能)唯一地决定了公司业绩的情况下的成功度更高。 

                        假设:一家工厂排放污烟造成附近五家居民凉晒物损失各75元,总计375元。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排污权和清洁空气权的不相容行使。在此种场合,这种权利需要在工厂和居民之间进行起始界定,然后才能进行交易。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 状态A:居民有清洁空气权,工厂购买清洁空气权而使自己获得排污权 

                        tax)是存在的,但它可能会由于以下情况而受挫:使适量的赠与成为有望增值的财产或相关技术;提前作出赠与,以致在受赠人享受它们时(例如,在某人的孙子成年时,赠与一直处于托管状态),复利(compoundinterest)的自然运行已使这笔赠与有了很大的增值——而对利息所征的税要比捐赠人在死亡时还保留这笔财产时所征的税要少。如果将赠与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比如为某人的孩子支付昂贵的教育经费,那么人们就完全可以逃避赠与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可逃避赠与税的财产转让方式:税收可能会阻止父亲将其100万美元给予子女,但它却无法阻止他将其子女任命为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这种赠与与简单的现金转让不同,它并不是无成本的:裙带关系将会降低公司的生产率,从而(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外在性。 虽然由遗产税和赠与税所产生的总量扭曲不会很大,因为积累大量遗产的激励毕竟非常弱,这绝不是一种赞成这种税收的观点。即使很少有人需要游艇,如果税收的结果是阻止他们买游艇,那么(考虑到双方的妒忌)对游艇征税仍不是一种合理的税收。因为,这种税收将会造成消费扭曲而又不会取得岁入。它将只有成本而没有收益,虽然其成本是很小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很少能取得岁入,因为纳税人会用其他行为替代应税行为,而这种替代是有社会成本的。 由于遗产税所取得的岁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最佳税收意图之外去寻找赞成遗产税的动因,或者甚至可以在利益集团使政府将财富转向它们的这种能力中去寻找。当然,这样的观点是存在的,即大款项的遗产会对受赠人产生不正当的利益。但我们也很难看出为什么遗产就比与生俱来的智力和精力更不公平。我们同意对依人们天资而取得的收入征税;但为什么我们又不同意对人们的现金捐赠征税呢?遗产税是防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政治动乱的过度财产积聚所必须的吗?的确,英国的大量财富积聚部分是由免税遗产造成的,但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还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的实行——即实际上将所有财产都归大儿子。如果将遗产在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那么即使是巨额的财富也会在几代人之间分散。只有在遗产的主要资产为不可分割的情况下,长子继承制才是普遍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资产传予一个以上的孩子就会导致可分所有权的不经济(参见3.9)。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农田继承中,这种财产是英国历史上的主要财富形式;但对当今大量可转让的资产而言,这就显得不太正确了。 

                        现在,大量的执法资源投入到与偷运非法毒品(如可卡因、可卡因精、海洛因、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安非他明等)的斗争中去,而且对毒品非法偷运的处罚越来越严厉——甚至是残酷的。

                        社会成本理论进一步论证:零交易成本假设是明显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市场交易成本不仅不为零,有时甚至是十分高昂的。就最低程度而言,当事人双方通常不得不花时间或资金聚集在一起就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商议,讨价还价、订立契约、寻求可行的实施手段等。另外,还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使居民各家代表达成某些同意协议。 社会成本理论还证明: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点。在此还是举上面的例子。如果居民拥有清洁空气权,那么工厂就面临三项选择:全额赔偿损害375元,为每家购置干燥器共计250元或安装污烟处理器计150元。工厂显然会安装污烟处理器,因为对它而言是成本最低而对居民又消除了损害。如果工厂拥有污染权,那么居民同样不得不在以下可能中作出选择:忍受损害各计75元(合计375元)、各买一台干燥器计50元(合计250元)、各花费60元进行商议再集体为工厂安装150元的污烟处理器(共计450元),其中交易成本过于高昂。很明显,居民会选择购置干燥器,但这是社会资源配置低效化的选择。为此,基于对社会交易成本的考虑,只有将清洁空气权给予居民才是合理的,它能使社会交易成本最低化,从而促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化,而将污染权给予工厂就难以达到这一目的。 社会成本理论最后证实;如果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那么毫无疑问,资源配置的最优仍可以达到,只不过引入市场交易成本的最优点会低于无市场交易成本的最优点。由于巳知市场交易成本不可避免,前者当然是实际上可行的最优点。但是,市场并不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配置资源。由于政府资源配置可以不通过市场进行,从而不存在市场交易成本。然而,更重要的是,尽管政府资源配置由于其绝对垄断、市场回避、强制力后盾而可避免市场交易成本,但政府却不能使非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非市场交易成本是政府用行政决定和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时所产生的管理成本,这包括搜集信息,制定法规、政策和保证其实施等活动所需要的成本。 

                        estate)的使用条件(也许是永久的)而在其死后造成影响,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无视遗嘱人条件的政策对遗产积聚动因所产生的影响会与沉重的遗产税对之所产生的影响非常相似。如果遗嘱中的条件(尤其是永久性条件)总要被遵守,那么结果往往是,为这些条件所限制的资源使用将不可能是高效率的。遗嘱人死亡后所产生的意外事件可能会要求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促成效率最大化。如果遗嘱中的条件无法改变,那么我们也就无法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一问题的特征,可由对奥古斯塔斯·培根向麦康市捐献一座公园这一事件的争议而得以说明。培根是一位自乔治亚州选出的美国参议员,他死于本世纪初。参议员培根的遗嘱立于重建运动后期的种族隔离主义立法时代,它坚持的条件是:公园只能为白人妇女和儿童享用。60年代,有人提起诉讼,指控市政当局实施种族歧视的条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条件无效。依此,培根遗嘱的剩余遗产承受人(residuarylegatee)提起诉讼宣称:(1)既然市政当局无法遵守培根遗赠的种族歧视条件,那么公园的赠与应该失效;(2)根据遗嘱中关于剩余遗产的处理条款,公园财产应归他们所有。结果,法院判决他们胜诉。 初看起来,以上结果也许是在为这样的政策辩护:即,应该执行表现为遗产使用限制条件的遗嘱人意愿。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问题可能会是,参议员培根之所以在其遗赠中加入种族歧视条件,目的也许只是为了保证市政当局能同意管理这一公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遗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种族隔离而不是为了向麦康市民提供娱乐设施。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培根是个自由主义者。如果我们可以就此事再次咨询参议员培根,那么他很可能仍然愿意将之作为公园开放(尽管要求允许非白种人入内),而不愿意让其远亲继承人将其财产分割后用作住宅区或商业区。由于市政当局总还可以从培根的继承人处购回这块土地并继续将它用作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园,所以以上说明就显得相当合理。在那种情况下,市政当局就不可能考虑参议员培根的种族歧视目的,使这种慈善性捐赠无效的唯一后果只可能是给培根的继承人带来意外收益,而这一结果并不是培根所希望看到的——很明显的原因是,他并没有将他的财产(公园)给予他们。(但为什么存在剩余遗产条款呢?) 正像这一案例所提及的那样,这种二难困境是一个并不真实的现象:是实施遗嘱人的意愿,还是根据其死亡后的条件变化而修正其遗嘱条款。如果一项政策要求人们刻板地遵守捐赠文契的字面含义,那么它就可能既实现不了捐赠人的目的,也无法使资源得到有效的使用。当然,麦康公园案例本身并不涉及严重的效率问题,其原因是,如果这块土地用于公园建设比用于其他途径更有价值,那么市政当局随时都可以将它从培根的继承人那里买回来。但假设参议员培根捐赠给市政当局的不是公园而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随着结核病发病率的下降和医学的发展已使结核病的疗养院治疗手段过时,如果还将他们捐赠的设施用于他们所指定的方面,那么这些设施的价值就会降低。最终,我们明确地知晓,将这一设施用作结核病疗养院之外的其他目的将会更有价值。与公园案例不同的是,这里不存在继续执行所有捐赠条件的任何法律障碍。然而,实施其限制条件仍完全有可能违背捐赠者的意图,他的目的是将其遗赠用于对疾病的治疗,而非使之成为一种虽能永存但却一无用处的设施。 

                        anthropology)课程的主题。  8.1普通法中隐含的经济逻辑 

                        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 科斯定理: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交易成本的影响包括了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希望避免交易成本而产生的低效率选择。 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所有以上的理论和思想,如果不是说全面的话,那也基本上为法律经济学的深化和拓展铺垫了理论基石。 

                        doctrine)是为避免捐赠人意图在实施时受阻而合理地创制的,它用于公园案例中可为放弃种族歧视条件提供理由。准确地说,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规则而同样或更好地解决(狭义的)效率问题:即规定,当遗赠条件的实施成为不合法或不经济时,遣赠即失效并转归捐赠人的剩余遗产承受人或(在无法认定剩余遗产承受人的情况下)国家所有,这样就将这一财产授予了一位能将其用于最高价值途径的生者所有人。当然,法院在审理慈善捐赠是否不再经济的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差错,但一旦如此,慈善机构也还可以将这笔财产从新的所有者那里购回而继续像以前那样使用它。但这最终可能是一种效率很低的办法,其原因是:(1)它会使人们完全不可能创立一项合理界定宗旨的永久性慈善业,从而也就削弱了人们积聚财富的激励;(2)挫伤了人们建立慈善信托的热情。然而,如果捐赠人在其遗嘱中特别申明,他的遗赠限制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更改(如果要更改,他宁愿将其财产转归其剩余遗产承受人所有),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经济理由来运用力求使解释符合遗嘱愿望的原则了吗? 

                        但是,以上的后一种区别不应用以表明: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权利和责任的法律分配在经济上是不重要的。虽然普通法最显著的经济作用就是矫正外在性——包括正的(外在收益)和负的(外在成本),但它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即减少交易成本——最为显著的是通过创设财产权——从而实现或推进(不同于模仿)市场过程。普通法的这两种作用已为法律明确关注的双边垄断问题所圆满地解释。双边垄断增加了交易成本,有时甚至使价值最大化的交易告吹;其次它还存在着外在性。但即使在交易发生的情况下,它完成这一交易所需要的成本仍然要比没有双边垄断情况的成本高,所以法律就尽其所能减少双边垄断。法律竭力猜度,一旦某些愉快或损害的偶然事件发生时,当事人将想如何划归像责任这样的负担或收益;如果它猜对了,那么这就既由于当事人没必要在法律配置的边际进行交易而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又能在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如果普通法是一个基本政策相同的各种原则的统一体,那么即使它们产生于普通法的不同领域,我们仍可以在经济学意义上用同样的方法解决相似的情况。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主张。A从B处买了印刷机。B雇佣C将印刷机运给A。而C粗心地履行其义务,使A在很长时间后才用上印刷机,并在此间遭受了利润损失。为此,A以过失侵权起诉C。如果这是一个契约诉讼,那么哈德利诉巴克森德利案规则就可以阻止A取得其所损失的利润。但这是一个侵权诉讼,A与C之间没有契约。尽管如此A仍将被阻止取得其损失利润。C不可能很容易地明确其交付延误对A的业务的影响(因为他不知情),而A恰恰可以通过谈判与B订立预定损害赔偿(liquidateddamages)条款以保护自己。而这可能使B雇佣另外的承运商或强迫C全面遵守其义务。 

                        犯罪的经济分析将从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看作是一种职业选择。一个人参与犯罪的原因是犯罪这一活动(或职业)能为行为人提供比其他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更大量的净收益。这种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是“罪犯和试图控制犯罪的人们在总体上对可计量的机会和刺激都会有反应”。罪犯是一个具有稳定偏好(stablepreferences)追求预期效用(expectedutility)而非财富最大化的理性个人。过去认为,职业选择完全是依货币工资来决定的,这是一种误解。相反,人们将依其工作净收益来决定工作选择。由此,参与犯罪既取决于财富收益,同时又取决于像风险、生活方式那样的许多无形因素。 法律经济学研究犯罪的主要文献集中于对威慑假设的理论和经验考察。将犯罪看作理性行为的经济理论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减少犯罪预期收益的因素都会减低犯罪率。由刑法施与的惩罚即增加成本将减少参与犯罪的潜在预期收益。惩罚的事先预期效能取决于两个因素:制裁的严厉性(severity)和频率(fequency)。这两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威慑力从而影响犯罪。通过运用复杂深奥的统计技术,法律经济学目前搜集的证据就至少能为威慑假设提供尝试性的论证,而这方面较敏感的领域是对死刑威慑力的实证分析。 用实证分析预测可选择的法律的效果是为了表明:一项法律的实证经济分析效果与非经济学家所希望的是相距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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